皮划艇生死长漂路

lago

巨浪盖过我们的四只皮艇，冲击力是如此巨大，导致两个浆手褚斯鸣和张继跃被掀入水中，洪流象只褐色的被激怒的巨龙拼命地摇动着，似乎想甩掉自己身上的虫子。四只5.4米长的筏子，扎成了10.8×7.2米见方的菱形大划艇，被巨浪推得卷过我们的头顶。褚斯鸣和张继跃要在被我们撞到前爬回去。筏子在下一波浪头来临之前暂时稳住，褚斯鸣和张继跃奋力扒住独木舟边，浪头把皮艇顶得几乎要竖起来，又跌入水中，划过搅成漩涡的水洞的边缘。

“抓住，”肯咆哮着，此时，浪花冲向两侧绝壁，愤怒地卷回来，被扭曲，被击碎。我们象软木塞一样被甩出去，我被丢到两个皮划艇间的空档中。我扒在这个摇篮里看着另一道水墙盖过筏子，之后奋力爬回挨着肯的左侧浆手位置。他在位子上被弹起来，象插在棍子上的旗向前头弯下，几乎快扑倒下去。他挣扎着，我抓住他，他却拽着浆。又一个浪头来了，肯已经做好准备，稳住了脚跟。一股逆流撞向船浆，幸亏浆的头部已被紧紧握住。随着一声巨响，浆变成了柴火。我松开手，肯把浆把固定在浆锁中，准备应对下一波巨浪。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

一切都是未知。我们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个巨大的落水，也不知道是否能在到达那里之前停下来。这是这段漂流和其他漂流完全不同的首要原因。上面描述的只是长江上游开始一段漂流中无数惊魂时刻的一次，这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的一条大河。

让我们回到20年前。

1985年，当尧茂书听说“59岁的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要率队用无动力漂浮工具对长江全程进行漂流探险！”，结局是可怕的也是悲壮的。尤其是尧茂书之死在民间唤起的长江探险意识引来了诸多亡命者和沧浪客！没有太多漂流经验的中国漂流者们付出了10条生命的惨痛代价，中美联合队一名美国摄影师也不幸遇难，策划长江首漂的美国人肯·沃伦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探险活动竟然会演变为一场搀杂着民族精神的首漂竞赛。

1986年，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从长江源头下水，漂流1920公里，到达巴塘附近，耗时达55天，完成了长江皮划艇首漂。但是这一段首漂的历史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是个空白，对于更多出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来说，长漂仅仅是一场轰轰烈烈而又迅速消失的热潮，对于长漂的评论也是模糊和含糊的。

肯·沃伦为什么要来长江首漂？

这段文字或许表达了一个漂流探险者对长漂的理解：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来到一个充满未知、危险重重的地区探险，先驱者会为后来者铺平道路，平安归来的探险者让其他人知道什么是可做的。而那些没有回来的，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当有人攀登了一座山峰，漂过一条河流，穿越过一片大陆，其他人便确信这样的事情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

在现今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做探索未知的第一人。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事。长江漂流探险活动给了我们一次机会，重返生命本质，用信心和勇气去战胜恐惧。而主河道的第一段漂流给了我们另一个机会，验证我们的重返本质的信心有多强。

当巨浪把江水翻成白色，当视线一片模糊，当把船停下来成为不可能，我看到了生命存在的本质。死亡的阴影出现，生存的意义变得如此深刻和令人向往，继而成为一种强烈的渴望。这是生命的极限边缘。

长江上的死亡

离开美国前，肯问我们是否对此次皮划艇漂流探险有信心。我们都说没问题。不过事实证明并未如此。一支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探险队的故事加重了恐惧感。中国漂流队的3个或4个人已经在前方瀑布处遇难。其他人也都落水。四艘筏子离开玉树后，这些声音就不停出现我们耳边。身后还有许多人置疑跟随肯的这些人的能力，至少有一个人的能力，他们责备肯没能从哮喘和高山反应病症中挽救Dave Shippee的生命。

摄影师Dave在我们进入位于唐古拉山北侧5280米的长江源头之前就病倒了，长江就发源于各拉丹东峰脚下的姜根迪如冰川。他不得不返回2700米的格尔木休息恢复，而此时漂流队漂过了320公里从源头返回了海拔3600米的大本营。从大本营去长江源使用了卡车，全力以赴还花了3－4天的时间。卡车是四轮驱动，仍然不时陷入泥中，要靠互相拖拽才能继续前行。

一次，一辆车的发动机在过河时进水了，司机不得不拆开部分零件，让水从油箱和气缸里流出来。有一个晚上我们宿在远离河边的贫瘠的小村子里，靠近沱沱河源头的冰川，还遇到一支已经去源头拍摄过的中国电视台摄制组。

在源头我们打算用皮划艇漂过，但河道又窄又浅，我们需要不时下来推着艇渡过沙洲。320公里的河段漂了差不多两周，除了连绵日照和风以外，更痛苦的是很少能吃到像样的食物。回到大本营后，大家都很疲惫甚至没人愿意去拍照。最后肯只好大吼命令大家去做，因为胶片记录太重要了。

Dave的最后时光

David Shippee看起来好多了，在低海拔休息了两个星期后，他的高原病消失了，肯答应他回到探险队中来。皮划艇被换成了更大的筏子，5.4米长，已经撑起来，接缝处进行接合并冷却，准备漂过880公里到达玉树。两天后，Dave又病了，大夫尽了全力，但是第四天的末尾，他还是死了。从大本营开始，我们在沱沱河只漂了160公里，但是已经没法返回。河流在很多地段变得很浅，迫使我们拖着两吨重的筏子过沙洲。

更早的时候，Dave告诉我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去继续漂流了。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去，无论身体是否彻底恢复。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一路都没有后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到达800公里外的玉树为止。我们有无线电，但是后援队离得太远了，要到临近玉树的大路上才有。谁也不希望在这段漂流中遇到麻烦，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呼救。我记得那时我告诉自己，在旅途中连一个小伤口都不要出现，保持健康事最最重要的事情。

在Dave最后的一天，我们只好把他从筏子上弄下来。大夫想办法让他喝些液体，因为他看起来明显脱水。但是他摇头说：“没用了，”就昏了过去，在午夜咽气前也没有恢复意识。他为什么要来这条未知的河流？他是一个年轻摄影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不希望探险成功的渴望伤害到其他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的队伍里有一名医生，四个向导，两名摄影师，摄像师和新闻记者。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

我们在长江横切过一条山脉的地方找了一处漂亮的岸边把Dave埋葬了，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世界之巅的河流”，非常符合当时的心境。穿过那片区域，我们又来到高原的另一侧，河水穿过蜿蜒的山岭，来到另一片巨大的山脉的边缘。

到达玉树

漂了差不多480公里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居民。人们好奇而友好，跑过来看我们的7只筏子，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也给我们送来了茶。他们已在一个月前见过中国漂流队的筏子。只要我们上岸吃饭或是拍照，他们就围拢过来，盯着我们任由我们把他们拍进照片。褚斯鸣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没见过“欧洲人”。

我们互相问候，我已经忘记说过什么了，可是仍记得那许多张脸。许多人站在沿岸的悬崖边，有的还沿着河岸奔跑。他们身后是散落的小村庄，两到三层的砖木房。午饭时我们会到上面的小镇子，那些镇子互相间有32公里的间隔。

在玉树上游两天路程的地方，在一个从一条支流流入主河道的地方建了小水坝和发电站，他们邀请我们打电话给玉树的后援队，可惜电话线还没通到玉树。他们拿出了一些面饼，我们狼吞虎咽，又从一个牧民那里买了只羊，换给他一把小刀，还有价值15美金的人民币。

离玉树两公里的地方我们看见岸边有只筏子。凑近了还看到上面救援队做了标记，让我们到达后通知他们去拍片子。我下船跑在前面，可是对讲机没联络到任何人。我想我应该把Dave Shippee的死信告诉Jan。但是我没说。肯搂着她的肩膀，一边走一边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原本欢乐的重逢时光立刻被悲痛取代。相机狂闪。

扬子江上的哗变

政府官员接待我们去玉树旅游，之前那里从不对外国人开放。可以看出他们在恢复旧城和寺庙工作中付出很多努力。僧人们正在准备庆典欢迎班禅活佛。

晚上我们参加了民族舞蹈晚会，并被邀请到舞台上，接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四名队员留在了玉树。第二天早上，我被选出要求肯去巫师那里，肯的反对者要求把队长职位交给罗恩•马特森（Ron Mattson）。他们认为肯领导不力，导致了Shippee的死，他应该想办法找直升机来救他。肯说，这不是可以用投票来解决的事情，这是他的探险，谁想离开谁就离开，他还要继续漂下去。

后来他告诉我，他看到我站在那儿，在观察动向，看谁想继续漂就跟谁走。我承认了，说我只是想完成探险，无论谁是领导者。第二天，四个人搭车回成都，肯领着剩下的人去德格。这件事被《Outside》杂志的人称为“哗变”。

John Wilcox是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探险摄影师。他说：“在我三十多年的探险生涯中，很难回忆起单独某一次活动，我一直认为长江漂流是种E字级别的探险。不存在超越性的能力，但也没有可靠的安全网来保护。”当他看到1987年5月，《Outside》杂志刊登的Michael McRae撰写的关于这次旅途的故事，叫做“扬子江上的哗变”，描述了四名队员离开探险队乘坐汽车回到成都的情况。但是Wilcox不同意这种说法：所有关于“哗变”的说法都是胡扯，“唯一的‘哗变’就是那个该死的医生的临阵脱逃。

其实当四个人离开其余人继续探险，这也算不上兵变，除非有人另有图谋。杂志往往难以刊登出事件的真相，尤其是David McCrea采访过那些离开者后形成的歪曲观点。他也和我谈了，但是把我的话打了折扣。当我在杂志上看到他的言论后，感到难以置信，似乎他说的完全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旅程。一年后，错误的死亡原因带给了Shippee的家属，爱达荷州的一个法庭判定被告胜诉，否定了离开者们的供词。

在到达玉树前，我差不多一直在筏子上划桨，为的是减轻压力。我没想错的话，浆手一直在训练我，因为从Shippee死后他就下定决心离开了。当离开玉树前往德格的路上，我开始独自驱动5.4米的筏子前行。跟随着肯和罗恩在翻滚的白色浪花中前行，我也能在高速行进中控制住浆。甚至在我不能保证每个动作都正确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筏子的不翻滚过去。也许我的自负有些过头，当我但是认为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应付任何情况。

第一次落水

第一次高速行船终于让我落水了。我们奋力上岸，查看情况。保罗•夏普（Paul Sharpe）划着皮划艇在前面，回头说是该好好观察一下地形的时候了。从一个断壁向下看，三十米连续不断的大浪撞向岩石。办法就是回到河流中心躲开岩石。我开始和肯一起通过了这一段，在他把我向岸上推的时候想到了这个主意。我回到了自己的筏子上，但是躲不开岩石，水推着我向前，也冲进筏子里面。在400米往下，水终于平静下来，也看到了岸。

景色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两岸的山直直插进河里，蜿蜒成蛇行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从400米处知道9公里远的地方。村子点缀在山坡上，田里种植着青稞，景色就好像32球洞的高尔夫球场。房子都是用砖、石头或是木头造的，房顶上晾着干草。

急流段非常多，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所以也没有把登山装备拿出来翻山越岭的机会。那是我能来到探险队的机缘。当我第一次遇到肯和Jan，是应《运动画刊》杂志邀请给他们拍照片时，所有的装备都已经捆扎好，就等着装船运到中国了。我请求肯是否还有其他名额空缺，他说摄像师已经有了，但是他还需要个登山家。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我能登山”，我告诉他。

第二天，把照片交到杂志社之后，我和肯谈了好几个小时，详细陈述我的登山经历。重重握过手后，我成了探险队的一员，我的任务就是准备绳子，在不能漂流的地方负责登山路段。但是事情进展到现在，我还没有因此而翻山的经历。取而代之的，我常帮摄影队抗着三角架和其他设备，到山崖边选机位，记录筏子漂过瀑布的过程。比如，在被我们叫做“三艘船”的急流段

冰冷的夜

一段河水阻止了我们前进的步伐。这里太宽了，单个筏子不好过，看来得把筏子连起来。我的筏子被选作从岸上过。我们花了数小时把装备弄下来，连拖带拽，越过了5.4米高的灰色大岩石。沿着左河岸，一个深洞形成了一个漩涡，河面上到处漂着橡皮艇的碎片和个人装备。这里好像就是中国漂流队遇难的地方。

水陆联运的工作难度相当大。肯和罗恩不得不重新考虑。罗恩建议把剩下的三只筏子并排连起来，做成一个三只筏子宽的大筏子。这个主意让他们得以漂过了大漩涡。罗恩在左侧执浆，褚斯鸣在中间带着摄影机，肯在右，三个筏子一同向前。落差大约4.5米，水中央的巨石形成一个倾斜的水面，筏子经过时立刻消失了。随着水势的降落，他们又露出水面，接着撞上了左侧的岩石，再次下沉，又蹭到河中央的另一块岩石，再冒出水面。肯用对讲机告诉我们还是用再次尝试在岸上拉筏子，追上他们，他们已经在前面找到了一个营地。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三只筏子在前面，上面只有三个浆手。落在后面的有两个中国浆手，张继跃和徐菊生；一名中国摄影记者，摄制组和他们的装备，保罗•夏普（Paul Sharpe），皮划艇上的摄影师，还有我。计划是带着其余的筏子漂到肯、罗恩和褚斯鸣扎营的地方。但是天色已晚，把筏子拖出漩涡的最初努力没能奏效，于是我们决定明天一早再继续努力，此时大家已经都筋疲力尽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岩石之中挤在裂缝里取暖，我们的个人装备基本上都随着那三只筏子漂走了。天开始下起雨来，温度骤降，不过我们还能保持干燥。第二天一早，我们把一小部分装备装到筏子上，由张继跃和我作浆手，John Glascock和我们一道。我们控制着浆，想进入主河道，但是仅凭着水的浮力，很难加速到能漂起来。这时，碰巧我们闯进了一片由水下礁石引起急流，我的浆勾住了救生衣，水卷起浆，也把我从位子上带起来。John紧紧抓住我，就这样，筏子的速度被带起来了。

筏子翻了，变成底朝天，我跟John说，至少筏子没进水。我们沉到水下，又冒出水面，能看到张继跃漂浮在下游。水流仍然很急，但是视力所及的范围没有湍浪了，所以我们又机会取出备用浆来划水，直到来到了其他船只上岸的地方。其他三个浆手正胆战心惊地看着我们的翻船，知道了其他人还在上游没法下来。

保罗•夏普拍到部分翻船的景象，可惜我们在水中一沉一浮时刚好被石头挡住了视线。所以他的照片就是开始有一只筏子，后来又出现了一只底朝上的筏子。他的摄影器材在激流和营地之间搬运了多次，平时藏在皮划艇的小空间中。现在的任务是拖拽和引导那些掉进河里、只有救生衣作为安全保证的其他人。这段河水比较平缓，他们可以平稳地漂过来。我们在附近一个放牧人休息的石头窝棚里生起了火，烤干了衣服。

翻船导致了难以预料的后果。通常我们的无线电接收装置放在一个防水盒里。一个橡皮圈儿套在上面保证水流不进去。最后一个用过的人忘记把橡皮圈儿套上去，而我们都没发现，现在它不能用了。第二天我们漂完了到德格前的最后一段距离。

魔鬼水域

拍摄工作延缓了旅程的行进速度。要花时间安装、拍摄，要把筏子停下来，选择合适的机位，然后再出发。但是探险过程的拍摄行为已经变得约定俗成，就是从Mutual of Omaha保险公司把那些野生动物拍摄下来，并把这些变成了探险活动的基本精神后开始的。保罗从无线电里报告前面有个巨大的水洞，一大堆烦琐的工作就要来了，如果可能我们要在河的四川一侧上岸。后来我们也这么做了。单个筏子漂过水洞有困难，所以要把四只筏子接起来，成为10.8×7.2米见方的菱形，每个侧边有两个人浆手，筏子尾部有人掌舵。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去捆扎筏子，所以晚饭也推后了，当晚就露营在岩石边。第二天，我和Dan Dominy，Kevin O'Brien和保罗•夏普一大早出发，在水洞附近的岩石山放置机位。他们每个人都有35毫米的照相机。在筏子上固定防水摄像机，音像师John Glascock也有绝活儿，他装好了麦克风去记录声音。看起来非常有意思，我真希望但是我当时也在船舱。四只联合筏子在视线里失踪过两次，水洞太大了，但是它又在下游出现了，能听见浆手欢呼的声音。保罗丢下相机和我一起回到皮划艇那里，留下Dan来摄影。保罗从视线里消失几次，但又都露出水面，看起来似乎很轻松。“小菜一碟，”徐菊生在一边附加评注。

两个小时后，Dan、Kevin和我找到了搁浅的筏子。这一天显得很长，大概时因为我们漂了更长的距离，或者说长到足可以用公里来计算了。河水仍然很急，一个拐弯儿处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保罗•夏普用对讲机通知我们上岸，因为据他的观察前面已经没路了。这里的峡谷又高又深，蜿蜒曲折。我们没办法退出去。肯说他观察到一条线路。绑在一起的菱形筏子仍然完好，我们就这样冲进了大河的眼睛和心脏部位。这就是文章开头的一幕，褚斯鸣和张继跃被甩到了舱外。

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但是根据肯和罗恩的说法，这段水流不在此列。差得有多远呢，我们都没概念。后来罗恩说，“大概有XII级”。我们又被水推着前进了一个小时，随着水波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水波的声音和筏子的吱扭声搅在一起，什么其他声音也听不见，就好像火车穿过隧道时的情形。筏子里灌满了水，但是最后在一个石头中间的缝隙间的沙子上停下来。剩下的时间不再适合漂下去了，就上岸扎了营，查看了筏子的损失，有两只都需要修补。

更大的和更好的

1986年8月29日，在拍摄了我们称之为“佛祖洞”的地方之后我们又漂了一个小时。这个名字是保罗起的，他告诉我们，如果上岸，就能“看到佛祖”。我们都盼着水的流速放缓，认为再也不会有比我们前一天看到的更大的漩涡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从岸上，我们看到了这条河流的25米宽，9米深的“超级漩涡”，要是不小心陷进去了，筏子就可能被吸住在里面打旋儿。我们拍了一会儿，摄制组不需要帮忙了，我打算去漂一下。

陈群在岸上拍照片。从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只筏子滑过了大漩涡的右侧边缘，朝内侧倾斜着，但是没有被吸入咽喉部位。这个过程持续了若干秒，这是我能看到且没有被卷进去的最深的水洞。

罗恩修复了前一天筏子的受损部位，所以我们能平安穿过“佛祖洞”。平静的水流大约持续了800米。保罗又一次在他的皮划艇前部观察。我们的摩托罗拉对讲机全部听到了他的警告，毫不夸张地说，是警告，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来得及上岸而此行遇到的最危险的水域到来了。

“快上岸！上帝啊，过不去了！”他又重复了一次。我们刚把过上一个大水洞时船舱里进的水排出去。听了保罗的建议，肯，罗恩，褚斯鸣还有张继跃齐心协力向左岸靠拢。前方有个垂直的下降。除此之外，翻滚的河面上腾起的水汽也验证了Paul的制高点看到的情况。

然而，我们没能及时上岸。筏子已经停不住了。

浆手被推回到筏子中央。四只筏子的左侧径直撞在3米高的岩石上，左侧筏子的底部撕裂成一个3米多长的口子，就是我和肯乘坐的那只。其他三只筏子还在河道里继续漂，拖着坏了的筏子和我们俩人继续向前。我想筏子的链接环儿会撕裂或是折断。铰在一起的胶皮、筏子框和水摩擦的声音让人胆寒。直到现在，那声音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响起。

水比前一天更大，看起来无边无际。现在我已经用尽了我字典里的词语。魔鬼、金刚那么疯狂的浪花，不，是恐龙哥斯拉式的，浪比房子还大。后来有人说巨浪有9米高。我们似乎置身海洋之中。忽然，我发现我的筏子不见了。我冲到连接起来的筏子那儿，向肯怒吼，“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水花四溅中我勉强能听到他的声音，此时，排山倒海般的水又向我们挤压过来。我们冲进了个像海洋似的大水槽，身子下面没有皮筏子，只能吊在其他筏子的外面。其他人冲我们狂喊让我们上筏子。不到6米远有个陡峭的石壁，筏子会把我们挤成碎片。来不及思考，我们窜上了筏子。

究竟怎么了？原来我们的筏子卷进了其他三只筏子下面。我们只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又漂过了更凶险的水域，直到来到了一处稍微平静的水面上了岸，这时才有时间检查损失情况。我们丢了一些零星的装备：几个三角架，一个挤扁了的盒子，一件上衣和一些食物。我的相机套和曝光了的胶卷还在。还有无线电设备也在。

然而受伤最大的不是筏子。一些队员的意志已到了极限。汹涌的河水催垮了人们的希望和信念。没人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仅有几个人还想继续下去。在刚才的数小时中，我们面对了不想面对的未知情况，幸运地活下来了。如果能早些探测到这个地段是如此危险，也许我们会从先前的营地徒步过来，我们看到过路，就在一个藏族猎人站着送别我们的地方。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漂过来了，中国漂流队曾说过这段是不可漂的。我们在这段死亡之河中死里逃生。

露营五天

前面会怎样？这是萦绕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问题。摄像队想改为徒步，中国队员更倾向于再漂一段，之后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上岸。我们在河的西藏那一侧扎下营地。肯、罗恩和我想继续漂，大家陷入了僵局。我们想方设法通过无线电同外界联络，在两颗树之间架起了天线，后来我们发现由于漂流时进水它短路了。没办法同Jan Warren指挥的后援队联络，没办法报告我们的情况。后来我们知道，由于没有按时抵达，他们也非常担心，已经准备派搜救队来寻找我们。那个我们漂过了魔鬼水域第一天后在营地见过我们的藏族猎人，向巴塘和后援队报告了我们的行踪，说我们正在白玉下面一段的河里。

我们讨论和互相说服了两天。最后，保罗决定既然他不想再经历那种恶魔水域了，他打算划到对岸，然后徒步。肯认为这主意不好，但是没有阻止他。他同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看着他离开皮划艇，爬上岸边的石头，消失在丛林里，继续往山上爬。经过几天穿越过一片雪堆的跋涉，一个藏族村民发现了他，把他带到村子里并送回巴塘。

还有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我们仍在继续讨论。罗恩•马特森和我向下游侦测了一段，回来报告说至少有11公里是可漂的，尽管我们营地下方就有一大片急流。中国队员听了很振奋。摄制组坚持认为不该再漂了，就在罗恩和我去下游侦察的时候，肯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徒步到最近的村子，找马上来驮装备。他什么也不想丢下。他带上了比我们任何人能带的都多的装备，开始了一星期之久的巴塘徒步之旅，这段故事只有他来讲了，我已经听他说了无数次。那是个长途跋涉，Dan Dominy用胶片记录了开始一小段。他遇到了疯狂的、恨不得卸掉他两条腿的藏獒。一个友善的妇人曾给他指示休息的地方，后来终于遇到一辆卡车，把他带到了巴塘。

探险结束

当肯上路的同时，罗恩和我却带回了更有价值的发现，河流往下至少有15公里利于漂流的地段。在扎营的第五天，恶魔般的大水过去了，我们说服摄制组回到河中继续漂流。有一只筏子没法修复了，我们只好任其自由漂过急流的后半部分。它甚至比有人操控时漂得还好，连一桶水都没流进舱里。

我们又把三只筏子分开，但是仍然没有人愿意到我这个新手掌舵的筏子上来。罗恩和褚斯鸣载着摄制组，所以我来做开路先锋，这是我第一次被委派这个先导位置。河水仍然让人胆战心惊，完全不知道下面哪里又会有转弯处。最后三条筏子又挤作一团，而我们又发现四百米外有个明显的落水。于是，只好又回到岸上。

第二天，罗恩和我做了更详细的侦察，和上次不同，现在所有人都同意徒步前进。经过一天奔波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条路能在第二天到达内陆地带，离河会更远。但我们进退维谷的时候，出现了藏族人巴马父子。一通比划之后，褚斯鸣能够从他们那儿确定这条路不能到巴塘。巴马说可以先带我们去9公里外山里他的村庄，从村子我们再骑马去巴塘。

经过两天跋涉，摄入的卡路里比Jenny Craig食谱中的还要少。现在我们置身于天堂了或者是香格里拉。巴马在他的正房中为我们清出一块地方，他给我们一些布垫子和兽皮作卧具。马匹准备好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救援队，他们带了更多的马。向巴塘前进的多数时间都在下雨，我得想尽办法保持我的胶卷和相机不被打湿。这是一段崭新的探险，从长江到巴塘。

翻过了两个海拔4500米的垭口，路一直延伸到植物覆盖的山坡上，又延续了数公里后我们来到了一片森林。模糊的路通向伐木工棚，一辆卡车正等着把我们载回20公里外的巴塘。在宿营地，我们摆好姿势照了张全队的合影，但是缺了肯和保罗。

晚饭时分我们到达了巴塘，20分钟前，肯从西藏乘卡车到了。两条路线，不同的故事，同样的结束地。罗恩竟然有一个他妻子寄来的包裹在等着他。我们聚在一起拆开了包裹，分享了好多巧克力饼！罗恩用胳膊肘捅捅我，示意我来到旅店房间，他给我看差不多20块士力架夹心巧克力和奶糖棒儿！我们两个在等待回成都和北京的车来接我们的时候分享了这些美味。在整个旅途中我和罗恩共用一个帐篷。我们有差不多一样的卫生习惯和忍受水平，所以是合适的搭档。想象一下吧，整整53天的露营生活！罗恩是位优秀的浆手和能处理问题的人。他有着漂流队需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有乐于分享的精神。

雨季来了，探险周期超过了我们预期的时间。当肯问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异口同声说：回家吧！肯点了点头，但我能看出他脸上的失望。我们成功完成了大半计划，但是还没有到达平稳水流区宜宾，船只停泊的最上游处。我们已经从源头连续漂流了1920公里，但是不是长江的全程。

一旦回家的渴望从心里涌起，其他一切都索然无味了。成都附近的大足石刻和大熊猫都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大家都太疲惫了，一心只想着回家。当我们一回到家，就开始隐约知道了关于这次探险的谣言已四处传播。在俄勒冈州，尤其是Rolla Crick说的那些故事更是精彩异常，甚至没法说给我们听，他们谣传说我们已经死了。